1944年出生的肖先进经常跟人说：“我生在旧社会，长在新中国。我的父辈生活在动荡中，没一天安宁，直到共产党解放全中国，我们才慢慢过上好日子。”从青年时期起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成为肖先进内心深处的向往。

1984年2月，经过诸多磨砺和党组织长期考验，肖先进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也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，他开始与文化事业结缘，进而成为其奋斗一生的事业。

1986年3月，三星堆遗址开始大规模发掘，时任广汉县文教局文化科科长的肖先进，亲眼见证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将三星堆纵目面具从土坑里慢慢往上抬，那种从未见过的造型让他内心激动不已。面对风格诡谲、造型奇特的国宝重器，他在震惊之余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脑中浮现：修建博物馆，让这些文物能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弘扬传承中国璀璨的文化。

肖先进回忆说，第一眼看到纵目面具时，内心被震撼了。这是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，我们应该把它保护下来。建博物馆是保护传承最好的办法，它能把文物保护起来，还能把三星堆文化宣传出去。

1989年9月，已经担任广汉市文化旅游局局长的肖先进，有了更大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“三星堆梦”，他把建博物馆的想法报告给上级，还特别提到文物保护与研究对揭开古蜀文明面纱的重要作用，而博物馆的修建能极大推动文物研究保护和文化传播传承。

广汉市委认真研究后，决定拨款200万元，在市区规划建设范围，尽快修建博物馆，并指派肖先进牵头博物馆修建事宜。

原本进展顺利的局面却让肖先进犯了难。馆建在哪里，争议很大，大部分人都建议建在市区，因为这样既省钱又省事。但肖先进却说：“共产党员干工作，怎么能只图省事？”他认为建博物馆应与遗址的保护结合起来。

肖先进说，博物馆、遗址两者的关系如同鱼和水的关系，将馆址定在遗址旁边，游客来看了博物馆，再看遗址，能有更好的体验。虽然当时三星堆遗址地处广汉城西鸭子河畔，远离市区、荒草丛生，除一条窄窄的机耕道，再无其他道路，但做任何事都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，“我党为什么能带领全体人民致富奔小康，就是有发展的眼光看待身边事，没条件就创造条件。”

为了让自己的工作更扎实，也为了能更好地为组织决策提供参考，肖先进在6、7月份顶着烈日，用脚步丈量了遗址的每寸土地，做了大量的勘查工作，并形成了一个如今看来十分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方案——就在遗址旁边建设博物馆，并且建成园林景区式的大型博览区，配置仿古祭祀台和供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表演场，古典风格的附属建筑群和餐饮娱乐设施，草坪、水域湖面、假山、水车，还有儿童乐园。这一理念十分超前，国内当时还没有以景区规制打造的博物馆。

这虽然与当时政府规划区域相悖，但他还是以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，顶着压力买下了遗址旁的土地。但最现实的问题来了，买了遗址东北角的100亩河滩地后，划拨的200万元就所剩无几了。

当时有人建议肖先进再去找广汉市委要钱，但被他一口回绝了：“共产党员不能把什么难题都推给组织，而是要主动替组织解决问题。我们共产党员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惧怕困难！”为此，肖先进多次奔赴北京与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文物局、文化部等单位沟通争取资金，向领导推介三星堆文化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不断争取，国家部委领导深深地被三星堆的文化折服，也被肖先进的敬业精神感化，他争取到了极为珍贵的1000万元资金。

能争取到国家的1000万元资金，已经让不少人啧啧称奇了。而肖先进清醒地认识到，这1000万元资金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按照方案，博物馆建成需要大概3000万元的资金。

广汉人的改革精神这时候在肖先进身上显现，经过反复思考，他当时作出了一个敢为人先的开创性决定——向银行举债。贷款建设博物馆在当时国内前所未有，但肖先进坚定自己的信念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获得了银行2000万元的贷款。

经过7年的研讨、论证、考察、选址、立项、设计、筹资等艰辛之旅，1992年8月28日，三星堆博物馆顺利奠基。

事业是干出来的。为弥补建馆资金不足，肖先进率先做表率，只领基本工资，将一切可用资金用于博物馆建设。有他的带头，其他同志也主动参与，“辛苦一群人、建好一个馆”成为大家的共识。

“博物馆就是我的家，如果不加紧干就对不起组织的期待”。在博物馆近5年的建设过程中，肖先进几乎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，博物馆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他坚定地认为，“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核心，弘扬三星堆文化、传承中华文明，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”

1997年10月，三星堆博物馆顺利建成，被评为“首批国家4A级景区”“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”“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”。正是在共产党员灯塔般的信仰指引下，肖先进用10年书写了“小县城办大馆”的奇迹。